古代老百姓真的吃不上肉吗

因为笔者的一篇有关历史上老百姓能否吃得上肉问题的短文中表达了“在古代，肉不止是肉食者的主要食物；即使是一般老百姓，吃肉也是平常事。至少，应该比70年代多数农村人吃到更多的肉”的观点被很多人质疑，有些人在某平台上甚至大肆攻击和谩骂。

有人更是引用某地方志中有关某地大灾导致大饥荒中“易子而食”的记载称，如果说古代老百姓能吃上肉，也不是在盛世，而是在饥荒中吃人肉。

那么，历史上老百姓真的吃不上肉吗？

既然有人以大灾难中“易子而食”的极端情况来胡搅蛮缠，我们也不妨以最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实证加以反驳。

除了在笔者原文中介绍了，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养几百头猪的养猪大户这样的事实外，

宋代日记体纪实散文集《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当时的首都东京汴梁城生猪供应和猪肉消费的状况。

《东京梦华录》卷第二第二部分“朱雀门外街巷”中记载，当时的东京城有专门供生猪入京的城门通道；每天入京的待宰生猪超过万头：

“……，南去即南薰门。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谓正与大内相对，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

这里“万数”中的“万”字可能不是确数而是一种略指，应该是“数不过来”的意思。

目前虽然缺乏当时东京人口数量的确切资料，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汴梁人口“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的记载。

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当时东京人口数量超过百万。

假设当时东京汴梁城人口数量恰好是100万，而每天消费的猪肉又恰好是来自万头生猪，则相当于每100人每天就能吃掉一头猪。

如果以每头猪出150斤肉计算，每人每天吃1斤半肉。

即使说，当时东京每天进京万头猪的描述不确切，去掉一半的话，每人每天也需要吃半斤多猪肉。

况且，在宋代，吃肉是有明确等级的，皇家和士大夫不吃猪肉，主要吃羊肉；猪肉几乎是老百姓的专供。

据记载，皇宫御厨房最多的时候每天可以宰杀数百只羊，少的时候缩减到40只：

“象中等未败以前，日宰二百八十羊，以后日宰四十羊尔。”

作为宋代最大的“吃货”苏东坡多有有关吃肉的诗文传世。

据苏东坡称，他为京官时天天吃羊肉，都吃腻味了：

“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

当被贬黜外放地方后，吃不到羊肉了，猪肉却可以管饱。

关键是，猪肉的价格甚至“价贱如泥土”：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东坡该诗描述的小火慢炖猪肉的方法成就了一道历史名菜——东坡肉。

如果猪肉是老百姓专供肉的说法是真实的，即使东京老百姓每天吃掉万头猪的说法有夸大，至少也可以证明当时东京城的老百姓日常是可以吃得上肉的，而且量着实不少。

《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可信吗？

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东京梦华录》是宋朝当代人孟元老写的一部怀念东京繁华的日记体散文集，我们有理由认为其所记载内容是纪实的，即使有些记载不是那么准确。

事实上，北宋末年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繁华的年代，其繁华即使不能说绝后，至少绝对空前。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如果宋徽宗没有成为亡国之君的话，他当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之一，他在位期间当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甚至不需要之一。

宋徽宗在位的26年间，其中20年由“财神”蔡京主政，社会经济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度发展，经济的发达程度大概是现代人想都不敢想的。

在这种‘盛世’之下，老百姓日常吃个肉怎么了？

在《东京梦华录》第二卷“州桥夜市”，“东角楼街巷”和“酒楼”等其他部分也大量记载了各种肉类美食，种类与做法的丰富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有过之。

至于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村人日常能否吃得上肉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争议，因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还是社会人口的最主要构成之一。

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对吃肉有一种特别的记忆。

这是因为，笔者有一个与吃肉高度相关的“毛病”，闻到煮肉时散发出来的浓郁的香味就会头疼难耐，每年一度的大年二十九可以“吃肉管饱”的好日子反而成了“难日”。

那个年代，多数农村家庭日常绝无可能吃肉，每年只有婚丧嫁娶和过年可以“确保”有肉吃。

过年是“无理由吃肉”的唯一日子。

过年的肉是生产队集中宰杀分配的，即使也需要从年终分配中扣钱。

一个生产队过年前可以杀十几甚至几十头猪，每户可以分到“很大一块猪肉”。

与过年相关的最大福利之一就是“大年二十九”煮肉和不受限制的吃肉。

由于家家户户在同一时间煮肉，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猪肉肉香，我闻到这种香味就会头疼难耐，就跟孙猴子被念紧箍咒一样。

这样，每年唯一一顿吃肉管饱的好时光反而成了本人最难过的时间，每次最多强忍头痛吃1、片煮猪肉。

正是由于有这种“没有口福”的毛病，笔者对那个年代的吃肉有特别的记忆：

除了过年，老百姓日常“无故”绝对不会买肉吃。